重磅五个新石器时期的考古成果公布

新石器时期的中国什么样？这一时期中国不同地区的文化有联系吗？12月1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线上召开，从汇报的五个项目中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年代最早的稻田

在浙江余姚市，有一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大规模稻田遗存——施岙遗址古稻田，初步勘探总面积约90万平方米，年代距今约年至年。“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王永磊介绍说，河姆渡文化时期稻田因发掘面积较小，仅发现少量稻田、田埂、河沟遗存。良渚文化时期稻田结构清晰，发现大面积的块状稻田，由纵横交错的凸起田埂组成“井”字形结构，这种结构也恰恰与甲骨文中的“田”字相吻合。

良渚文化时期稻田（国家文物局供图）

此外，良渚文化的稻田还发现了河道、水渠和灌排水口组成的灌溉系统，“出现了比较完善的路网和灌溉系统，这种大规模稻田起源年代可能早至距今年以上，并一直延续发展。”王永磊说。

“关于农田的发现不多，以前我们对稻田植物被驯化的研究比较多，这种清楚的稻田系统的发现不多，这次发现是水稻农业在长江中下游发展的无可辩驳的证据。”陈星灿说。

这次考古还出土了陶釜口沿、鱼鳍形鼎足、平底罐底和石刀、石锛、石犁残片等器物，一条残损的独木舟被埋入田埂中。经检测，稻田堆积中含有较多水稻小穗轴、颖壳、稻田伴生杂草等遗存，植硅体分析结果显示，稻田堆积中水稻植硅体密度远高于一般古代稻田的认定标准。

“施岙遗址古稻田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稻田。此次发现表明，稻作农业是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进一步深化了对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的认识。”王永磊说。

仰韶文化在甘肃

在这次“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现中，中国经济网记者注意到，有两处甘肃的考古均与仰韶文化有关。一处是甘肃庆阳南佐遗址，一处是甘肃张家川圪垯川遗址。

“甘肃这两个遗址让我们更加理解仰韶文化的发展，也是仰韶文化在黄土高原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说。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是一处仰韶文化大型聚落遗址。考古调查初步判断南佐遗址面积约万平方米，年代距今年至4年。其中遗址核心区由9座大型夯土台围合，面积约30万平方米，紧邻夯土台外侧发现2道环壕，核心区东、南、北三面约米处还发现外环壕遗迹，“但目前尚不能确认为封闭的环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说。

在核心区北部发现大型建筑基址、联排房屋等重要遗迹，其中大型建筑包括前厅、后堂，仅室内面积已达平方米，墙壁、地面均为多层白灰面。“多万平方米的单间房屋，刷新了我们对仰韶文化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说。

大型房屋（国文物局供图）

此外，考古还出土了白色堆纹陶、白衣陶、白陶、黑陶、朱砂彩绘陶、大型彩陶罐、带塞盖喇叭口平底彩陶瓶以及大量水稻遗存，显示了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专家推测这些器物可能是一些礼器，“这对了解黄河上游地区（陇东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很有价值。”陈星灿说。

南佐遗址出土的器物（国家文物局供图）

与南佐遗址不同的是，圪垯川遗址位于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是一处仰韶文化史家类型聚落遗址。

圪垯川遗址从仰韶文化早期延续至仰韶文化晚期，年代距今年至5年。其中仰韶文化早期史家类型时期的大型环壕聚落保存较完好，面积约8万平方米，聚落外围发现三道环壕，中心区为一处广场，围绕广场呈向心状分布三组房屋，共计余座，每组房屋由1座大房屋（约平方米）和数量不等的中型房屋（约20-50平方米）、小型房屋（20平方米以下）组成。“这些房屋非常完整、复杂、讲究，对我们来说很震撼。”陈星灿说。

成组分布的房址（国家文物局供图）

此外，房屋间发现数座袋状窖穴，最大一座位于中心广场，容积约60立方米，底部保存近0.4至0.6米厚的炭化粟黍遗存。“大型储粮窖穴及粟黍遗存的发现，对研究仰韶早期人群农业种植、农作物加工储藏技术、人类生业经济提供了实物资料，对探讨中国北方地区粟黍作物驯化后粟黍农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国科说。

遗址出土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陶器以彩陶为主，包括尖底瓶、平底钵、葫芦瓶等，值得注意的是，还发现一件玉权杖首。

两处遗址均与仰韶文化相关。其中陇东的南佐遗址是黄河流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对于认识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探索早期国家起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陇西的圪垯川遗址是继大地湾遗址之后又一重要考古发现，证实本区域与关中和中原地区一样是仰韶文化的又一中心区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新的文化？

北京年冬奥会将在张家口举办。而邓槽沟梁遗址就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刚介绍说，邓槽沟梁遗址共发现四个阶段的文化遗存。第一阶段距今年左右，发现半地穴式房屋1座，出土的素面大口罐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因素，方形石板灶、有肩石铲等器物又体现出兴隆洼文化的影响。第二阶段距今年左右，发现半地穴式房屋4座、袋状窖穴数个，出土红顶钵、素面罐，纺轮等遗物，文化面貌与后岗一期接近。第三阶段距今5年左右，发现半地穴式房屋1座，出土钵、彩陶、刻划陶器等遗物，文化面貌与河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极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第四阶段，距今—年左右，发现龙山晚期石城1座，城墙宽约13米，墙芯为土石结构，由夯土板块加固。调查发现2个保存较好的瓮城，文化面貌与龙山时期河套地区石峁、后城咀等遗址十分接近。

邓槽沟梁出土的筒形罐（国家文物局供图）

龙山时代城址（国家文物局供图）

张家口地理位置特殊，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曾经将张家口称为“中华文明的三岔口”，张家口地区处于我国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过渡地带，是东部环渤海文化和西部内陆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此次发现距今年至年四个阶段面貌各异的文化遗存，证明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为探讨中国北方地区多元一体进程提供了珍贵资料。

“这次发现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说。“这个地方有自己重要的文化特色，也可能是新的考古学文化区。”

广东与良渚文化

在这次发布的“考古中国”重大发现中，岩山寨遗址引起了中国经济网记者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岩山寨遗址位于广东省英德市，是一处石峡文化聚落遗址。然而其出土的玉器可见明确来自良渚文化的影响。良渚文化的核心区在太湖，从距离上看，有上千公里之远。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记者的疑惑在专家那里得到了答案。“石峡文化发现的这些良渚文化玉器，说明两者有过交流，而且交流的时间很长，我们应该重新考虑良渚文化在中国东南和岭南文化的作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说。

岩山寨遗址是岭南地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包含居住区、墓葬区等多个功能区。居住区发现大量灰坑、柱洞，也夹杂少量墓葬，居住生活和丧葬并未完全分开。墓葬区共发掘墓葬66座，可见一次葬、二次葬和迁出葬现象，少数墓葬保存了木质葬具残痕与人骨遗存，“这在岭南同类遗址中极为罕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锁强说。

岩山寨高等级墓葬（国家文物局供图）

随葬陶器组合以鼎、盘、豆、壶、罐为主，磨制石器以镞、锛为主，玉器有琮、钺、环、玦、璧、锛、锥形器及圭形器等，以玉钺为最大宗。墓葬形制、丧葬礼俗及随葬器物组合都具有显著的石峡文化特征。墓葬也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高等级墓葬普遍随葬玉器，有的随葬品超过件，包括5件玉钺与2件玉环，有的同时随葬有玉琮与玉钺。“这也是继石峡遗址后广东省发现的又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高等级墓地。”刘锁强说。

“良渚文化对岭南地区有影响，也能看到岭南地区自己文化的发展。”李新伟说。

这次“考古中国”重大发现虽然涉及中国的中南西北，但是他们之间都有着某种普遍联系。展现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不同阶段新石器文化起源、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不同时期稻田的发展状况是什么样？稻田是插秧还是播种？对张家口邓槽沟梁遗址我们是否可以用新的文化命名？岩山寨遗址聚落状态是什么样？良渚文化群与中国南方文化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作为礼器，白陶的宗教意义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还等待着我们去寻找，去发现。

正如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所言，“这次的考古发现，我很振奋，但同时责任也更大，下一步需要各个方面更加努力，推动中华文化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等重大课题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中国经济网记者成琪）

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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