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河文化,2篇好文章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王震中的文章《黄河文化内涵与中国历史根脉》，以及对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江林昌的访谈《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如下：

黄河文化内涵与中国历史根脉

王震中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黄河流域灿烂的新石器文化，到“邦国”文明的诞生，到作为文化基因的正统观和“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到礼乐文明与理性人文基因的养成，再到“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这五个方面充分展示了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灿烂的新石器文化

中国早期文明诞生于两大河流域——黄河与长江。就黄河流域而言，20世纪60年代之前，国际学术界把中国文明称为“黄河文明”，其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印度的印度河文明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长江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迹日益丰富，日本学者伊藤道治以此撰文提出中国文明应称为“河江文明”，这里的“河”就是黄河，“江”指长江。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秉琦提出中国早期文明的“满天星斗”说。但由于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与夏商周王朝文明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满天星斗”中，黄河文明的重心地位并没有被动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研究文明起源的一个主流范式是：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以聚落形态的演进来标识社会复杂化进程。在这期间，中国文明起源路径也被概括为“聚落形态的三个演进”：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不平等和初步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的“万邦”形态。

作为这三个阶段三种形态的聚落考古遗址，在黄河流域的上、中、下游都有发现。例如，作为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阶段的著名遗址，黄河上游有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一期和第二期遗址；黄河中游有陕西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西安半坡、河南新郑裴李岗、濮阳西水坡、河北武安磁山等遗址；黄河下游有山东滕州北辛、兖州王因等遗址。作为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阶段的著名遗址，黄河上游有甘肃秦安大地湾第四期遗址、临洮马家窑、天水师赵村、青海乐都柳湾等遗址；黄河中游有河南陕县庙底沟、灵宝西坡村、郑州大河村、郑州西山遗址等；黄河下游有山东泰安大汶口、莒县陵阳河、大朱村等遗址。作为“万邦”时代的都邑国家形态，有黄河中上游的陕西神木石峁、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遗址；黄河下游的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日照两城镇和尧王城等遗址。这些遗址给我们描绘出一部文明起源的真实画卷，展现了早期黄河文明的物化形态。

最早的都邑邦国文明

对于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和国家演进的“三段式”，我们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文献资料来进一步把它们丰富起来。其中，史称“万邦”或“万国”的材料对于说明中国最早的文明社会及其国家形态和结构，是非常恰当的。先秦文献中，《尚书·尧典》说尧时“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尽管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邦”字与金文中的“国”字，字形不一样，意思也略有差异，但就“万邦”与“万国”中的“邦”与“国”而言，二者是一个意思，可互为置换。

“万邦时代”这一概念，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万邦时代”，即上述《尚书·尧典》《左传》和《吕氏春秋》所指称的尧舜禹时代。广义的“万邦时代”，相当于距今—年前的“广义的龙山时代”（狭义的龙山时代是指海岱龙山文化所代表的时代，即距今—年前的时代），也略相当于五帝时代。在这里，之所以使用“略相当于”，是因为五帝一般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五帝时代开始的黄帝时期，是迈向文明社会和国家的转型期；而颛顼和帝喾、尧舜以及禹的前期，则应属于史称“万邦”的邦国文明形态。“万邦”（“万国”），只是极言其多。在“万邦”之中，既有社会发展程度已达到初始国家的一批政治实体，亦有仍处于氏族部落或酋邦的许多政治实体，但由于事物的性质总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所以我们用“万邦时代”来指称中华大地最早出现的国家社会时期，其概念是明确的。当时，黄河中游和下游的格局一方面是邦国林立，另一方面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尧舜禹族邦联盟。所以，尧、舜、禹都曾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本邦的国君，又担任过联盟的盟主。

“万邦时代”的格局与考古发现基本吻合。一方面，这一时代诞生的文明是多元的，在黄河流域发现有众多的邦国文明的都城遗址，如陕西神木石峁、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日照两城镇和尧王城等遗址。另一方面，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中原的许多部族的人群，经过战争的冲撞与和平的共处而形成尧舜禹族邦联盟。这样的联盟使得黄河流域在多元文明的基础上又出现一个以联盟盟主所在地为核心的政治中心，这一政治中心构成一种霸权，成为夏王朝的前身。

“大一统”思想观念的形成

中原正统观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观念。中原正统观始自夏王朝，历经夏商周三代而奠定根基。通过历史地理考据可知，无论是夏朝还是商朝乃至周朝，其王都均在黄河中游地区。《论语》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可见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的。由于夏商周的王都均在中原地区，所以中原正统观代代相袭，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密不可分。“大一统”主要是指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它可细分为：国土一统、政令一统、文化和谐向心、民族团结凝聚。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大一统”国家始于秦朝，但是夏商西周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却是另一种层次上的“一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诗经·小雅·北山》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关于“大一统”思想观念的源流，笔者曾提出，从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伴随着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先后经历了三种背景指向的“大一统”观念。即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与夏商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与秦汉以后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这三种背景指向、三个层次的“大一统”思想观念，是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标识。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而建都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夏商周三代和汉唐王朝，是为其奠基的两个重要阶段。

礼乐文明与理性人文基因的形成

自古以来，中国就被称为“礼乐之邦”。中国的礼乐文明从龙山时代发端，到夏商周奠定了基础。通过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重要遗址出土的陶礼器和玉礼器，我们看到了龙山时代（也即五帝时代）“礼”趋于制度化的情形。到了夏商周三代，成套的礼器为礼制的物化形式，礼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西周礼乐是理性主导得到升华的礼乐文明，它根植于黄河文化之中。历史文献说周公的贡献之一就是“制礼作乐”。笔者认为，周公所制之礼有两个方面的变革：一是对商礼的改造，把商人对上帝和周人对天的崇敬纳入礼制的框架，提出了敬天保民的理念，并由此把商代注重“人神关系之礼”改造为周代注重“人际关系之礼”；二是把礼制与德治相结合，推行德的制度化建设，实现了天命与德治、天命与民意相结合的辩证统一。

“自在”中华民族的形成

费孝通曾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两个阶段，古代属于“自在”阶段，近代以来进入了“自觉”阶段。笔者认为，民族类型与国家形态结合结构有对应关系。从秦汉开始，国家形态结构变为“中央郡县制”，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大一统王朝内，有两个层次的民族：一个层次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另一个层次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相当于费孝通所说的作为“自在民族”的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出现是从秦汉开始的，这是一种由中央一元化统辖的“郡县制”结构。多年来，这样的国家结构本身使“大一统”国家至今具有高度稳定性，并使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多元是指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一体是说中华民族在整体上是一体的。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一体性，也体现为“大一统”国家是一体的，“中央郡县制”的国家结构保证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凝聚就与国家认同密不可分。从秦汉到唐宋，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就建在黄河中游地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圆圆心。由此我们说，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以其国都的地位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所在地，在这个意义上，黄河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访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江林昌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既需要从人类文明起源之处探寻文化早期的发祥，也需要从文明比较的视野去认知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江林昌。

中华文明基于农业生产区起源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黄河孕育了中国最早的粟作农业，而长江孕育了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如何看待两河农耕文化所蕴含的中华农耕文明的基因？

江林昌：纵观世界文明史，多年前独立起源的几个古文明都在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形成是由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决定的。中国的黄河与长江都是西东走向，这是因为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了关于我国地形特征的神话故事，说是古代的共工氏与颛顼氏两个部落争天下共主，共工氏失败了，就怒触天柱，结果造成了“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从地理环境看，中国的地形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台阶。东部广阔的平原是第一级台阶，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其海拔在—米之间；西北高原是第二级台阶，包括云贵高原、甘青黄土高原、宁蒙高原，海拔一般在—米之间；而紧靠高原西北部的一系列大山脉则为第三级台阶，如青藏地区的唐古拉山脉、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脉、祁连山脉，宁夏境内的贺兰山脉，内蒙古境内的大青山脉，以及东北三省西北部的大兴安岭等，其海拔都在米以上。正是这样的地形结构才造成了黄河、长江两条大河由西向东奔流千里。分布于这两大河流及其支流沿岸的肥沃土地，为农耕生产创造了独特的条件。

从气候条件看，中国的陆地大概处于北纬15—55度之间，其中长江处于北纬30度左右，黄河处于北纬35度左右。从南往北依次属于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而中国又处于背靠亚洲腹地、面向浩瀚的太平洋。中国的海岸线长达多公里，由北往南的近海依次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来自海洋的东南季风会给内陆带来大范围的降水。众多的山脉与植被又能储存水量，并通过大小河流长年灌溉两岸肥沃的土地。

正是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孕育了中国独特的农业。考古资料表明，在距今0年左右，中国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开始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远古先民由食物的采集者发展为食物的生产者，由动物的狩猎者发展为动物的畜养者。到了距今—年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广阔的旱地粟作农业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广阔的水田稻作农业区，从而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典型的农业时代。英籍考古学家柴尔德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农业革命”。

在这两大农业区内，平原田地间还散布着很多山脉、森林。我们的先民在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的同时，还从事畜牧业，甚至还到森林进行狩猎活动。这种独特的农耕生产与畜牧活动，奠定了中华民族最远古、最深层的文化基因。例如，农耕生产需要阳光、雨露，因此中国先民很早就观测天象，并有关于日月云雨的种种神话传说，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农耕生产依托山川土地，因此中国先民很早就有山鬼水神神话与后土植物崇拜。各种动物的畜养，又衍生出种种动物图腾，至今仍在民间盛行的十二生肖，便是这种动物图腾文化的遗留。农耕生产需要聚族定居，因此中国先民很早就有祖先崇拜，强调血缘族团，形成了“家国一体”社会观。

考古资料表明，中国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虽然在过去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边疆界线有所变动，但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为核心的多万平方公里的农耕生产区从一万年前以来，一直绵延发展，从未变更。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见的现象。中华文明就基于这样的农业生产区起源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涵。

“两河文明”孕育“多元一统”中华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考古学家们提出了不同的建构模式。请您谈一谈，在早期不同区系考古学文化中，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区与其他文明区系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是怎样的关系？

江林昌：20世纪八九十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对黄河农业生产区和长江农业区这两个农业区作考古学区系类型分析，提出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在六大区域内同时并起的观点。

此后，赵辉、栾丰实等考古学者，又在苏秉琦“区系类型说”的基础上，发展了考古学“聚落形态说”，并将六大文明区完善为八大区系。即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海岱地区、甘青地区，长江流域的江浙地区、江汉地区与巴蜀地区，长城以北的河套地区与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在这些文明区里，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

其一，到了距今—年之间，这两个农业区又分别扩展了黄河上游及长城、燕山以北与长江上游及岭南地区，而且在黄河中游、下游形成了重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正因为这两个地区既有粟作农业，又有稻作农业，使社会发展率先进步，如炎帝、黄帝、蚩尤、少昊、太昊、颛顼、尧、舜等部族都汇聚到这两个区域内生存发展，留下了许多相关的神话传说。总体来看，在五帝时代，多个文明区是独立发展、相互影响的，形成了无中心的“多元并行”发展格局。

其二，到了五帝时代晚期，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黄河流域的海岱文化等都先后出现衰落现象。同时，这些在本地衰落的周边文化都有向中原地区聚拢的趋势。而中原地区一方面保持自身文化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又敞开胸怀接纳并同化周边文化。这种趋势经过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完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之后，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变局、大融合，到秦汉以后则进一步形成了“多元一统”格局。

总之，中华文明由“多元并行”到“多元一体”再到“多元一统”的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发挥了主体核心作用。儒家文化所总结的中华文化的“向心性”“包容性”“同化力”都是通过中原文化而体现的，中华文明的持续不断也是通过中原文化来实现的。这些都已经得到了考古学与文献学的证明。可见，中国也有两河文明，其中黄河文明是“绵延不断”的文明，而长江文明则是“断而再续”的文明。

大禹治水促成中国早期文明诞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黄河在历史上给历代先民提出了治理难题，甚至有“一部治黄史，半部中国史”之说。而有研究表明，这部治黄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的大禹治水。在您看来，有关治黄的记载和传说，对于中华文明早期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江林昌：古代的黄河由于水量充沛，长年凶猛奔腾。战国时期的《庄子·秋水》篇称黄河“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

从史前时期到历史时期，黄河曾经多次南北改道。其中黄河的北线入海口从天津到东营之间移动；黄河的南线入海口从江苏连云港到盐城之间移动。距今年前后的改道，关系到尧舜禹时期中国早期文明的开始。这次是黄河由南线入海改为北线入海。《孟子·滕文公下》两次提到了整个过程：“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这两段文字表明，其一，黄河泛滥的时间是在尧舜禹时期；其二，大禹治水用“疏”“沦”“决”“排”等方法，很有成效，结果是“水由地中行”“而注之海”；其三，大禹治水的范围很广，涉及到的黄河支流有北线的“九河”“济”“漯”与南线的“汝”“汉”“淮”“泗”等。

大约在尧舜禹时期，黄河下游的洪水泛滥面很广，而大禹治水应该是从南线开始，然后逐渐往北，最后引导黄河主流由北线入海。大禹治水的范围，包括豫东南、淮北、苏北、鲁西、鲁西北、豫东北、冀南等广大区域，即古时的豫州、徐州、兖州、冀州。

从社会学角度认识大禹治水及其成功，对于促成中国早期文明诞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大禹以治水为契机，联络自豫南、豫东、淮北、苏北至鲁西南、鲁西北、豫东北、冀南等黄河泛滥地区的所有部落，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强化了部落联盟的凝聚力。其次，指挥治水需要分层管理，分工协作，合理调配人力和资源。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丰富了管理经验，加快了国家管理结构的形成。最后，由于治水取得了成功，人民终于可以安居，部落可以稳定，大禹也在各部落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

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夏部族在联盟集团中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虽然大禹治水这个伟大的工程是由于洪水泛滥引起的，但治水工程也推动了集权政治的形成。

当然，夏代早期国家的形成还需要其他条件的综合催化。如尧舜禹伐三苗使夏部族在联盟集团中集中了军权，而夏部族内部父权制的确立又使夏夷联盟二头共主“禅让制”变为夏族一头共主“世袭制”成为可能。中华文明由五帝时代文明起源阶段的“多元并行”发展格局，变为夏商周时期早期文明阶段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正是以夏族成为部落联盟一头共主世袭制为标志的。（记者：张清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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