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哲伦的运气

曾国藩说：不信书，信运气。这个话，有道理吗？

要是放在二十多年前，以我少不更事的血气，对这种话我是嗤之以鼻的。但是，年齿渐长之后，有时候，某个瞬间，不由地我也会有类似的感叹。

昨天，我写的那段话，是假设南美洲和南极洲连在一起。如果连在一起，则麦哲伦大概率会在被迫绕行南极洲的时候，被困死在环南极洲一圈的暴风冰海中。

麦哲伦的运气实在是好。

麦哲伦海峡长近公里，快公里了，相当于从北京到了郑州，或者，从洛阳到连云港。这段距离有多长，大家可以在我们熟悉的中国地图上代入后，感受一下。

这么长一段距离，它最宽的地方有32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这么窄，麦哲伦也没有把它错认为一条河，而是七绕八绕，花了快一个月时间，居然从大西洋绕进了太平洋。要知道，麦哲伦海峡，通常人们说到它的时候，会说它在南美大陆与火地岛之间，可实际上，那只是它的东段，它的西段，就复杂了；把地图放大，我们可以看见，还有道森岛、克拉伦斯岛、圣伊内斯岛、列斯科岛、德索拉西翁岛共五个岛，以及布伦瑞克和穆尼奥斯加梅罗两个半岛。这么多岛屿和半岛，其间形成了大大小小不知道多少海湾，第一次从这里穿行，就像走迷宫；而麦哲伦能走出去，仅仅花了一个月时间，实在是有如神助。咱就不说时不时还有可能遭遇的暗礁、浅滩、狂风、大雾、激流、冰山，以及船员们的坏情绪，各种不服气了。

麦哲伦年（即明正德十五年，次年正德帝驾崩。正德皇帝活了29岁，在位16年，是戏剧《游龙戏凤》里的主角；前一年，年，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指出这一点，好让大家想象起来有个时间上的坐标）11月通过麦哲伦海峡，五年后，洛阿萨（GarcíaJofredeLoaísa）船长带着7条船余人，为西班牙帝国作第二次远征。结果，年2月，途径麦哲伦海峡时，船队被狂风吹得七零八落。其中，两艘沉没；一艘被吹回大西洋，不得不返航；一艘被吹到合恩角，后来，不知道怎么七拐八拐，才和其余的三条船会合。

还有第三次远征。第三次远征的指挥官来自威尼斯，名叫卡博特（SebastianCabot），年4月，他率领4条船和余人从塞维利亚起锚，可船还没到南美洲的南端呢，在巴西的圣卡塔琳娜岛，水手就哗变了。在处死副官、水手长和一名船长后，卡博特继续南行，但是，却把拉普拉塔河错认为一片海，在那片“海”里面磨叽了三年多，不得要领。

拉普拉塔河到底是太宽的河还是太淡的海，至今，人们还在争论。这条河的全称是拉普拉塔河-巴拉那河，作为名字，如果要刻意摘出来说，“拉普拉塔河”指的仅仅是它入海的那一段，就好比，扬子江之于长江。这一段，全长（从巴拉那河与乌拉圭河汇流点到圣安东尼奥角与埃斯特角之间的河口线）公里，而河口线宽度竟达公里。航行至此，卡博特不犯迷糊，概率很小。

所以对比之后的两次远征，麦哲伦的第一次，实在是运气超好。

这份好运气，甚至还延续了多天。从大西洋南端咆哮着的西风中杀出一条生路，之后，便天遂人愿，波澜不兴，以至于麦哲伦给经过的这片海起名叫“MarePacificum”，意为“平静的海洋”。海神偃旗息鼓，相形之下，风吹日晒、粮断水绝，人被折磨到奄奄一息，那都不算事！毕竟，他们在一片祥和中，又见到了陆地！年3月16日，船队抵达了菲律宾的霍蒙洪岛（Homonhon）。又过了几天，4月7日，到了宿务后，麦哲伦还发现了中国商船，这意味着，除了香料，他们还能直接获取中国的丝绸了。

麦哲伦心情大好。

心情一好，人就有点飘。麦哲伦软硬兼施，连蒙带诈唬，先迫使宿务岛上的大督拉贾·胡马旁臣接受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又把宿务岛上所有酋长召集起来，命令他们服从胡马旁，并皈依天主教。对此，大部分人都认可了，但马克坦岛（Moctan）的首领拉普拉普（Lapu-Lapu）坚决不从。于是，麦哲伦亲征马克坦，于是，麦哲伦阵亡。

马克坦岛的面积只有65平方公里，不到厦门岛的一半。这就难怪麦哲伦有信心，带了60多个人就敢去炸翅。他躲过了西班牙人的追捕，他躲过了西风带的滔天巨浪，连太平洋都对他表现出温柔的一面，匍匐在脚下，像一只小猫。他还说服了宿务岛的统治者，而宿务岛的面积是马克坦岛的68倍，既然宿务岛都软了，马克坦岛还有什么难的呢！

可惜，他的好运气用光了。

他死了。

如果他能收敛一点，不那么得色，他不至于这样，西班牙人就能于此时而不是要等到44年后于年4月才再次攻占宿务，建立起统治。而中国人，就能更早地受惠于西班牙人从美洲带来的作物和白银，赶在女真人崛起之前，使得工商业获得充足的发展。

一切都会不同。

可惜，麦哲伦的脑子，不知道哪里进了水。

再回到最初的话题，我说如果南美洲和南极洲连到一起，麦哲伦大概率会死在环南极大陆的那片狂风怒吼的冰海里。后来人从他的事迹中得不到激励，就会转而向其他方向做出努力。所以说，历史是被偶然事件驱动的，而在所有的偶然事件中，我以为：最大的偶然，就是地球在它数十亿年的历史中，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海陆分布。

假设一下，如果东亚和北美之间，能像南太平洋那样，断断续续分布着海岛，甚至，更密集一些，就像爱琴海，人们可以蛙跳一般，从东亚迁移到北美，那么，东亚人的世界观，是不是就会大不相同呢？

实际上，北美最早的发现者，不是哥伦布，而是维京人。维京人在高纬度航行，航行至美洲必须跨越的海域，要窄得多。他们先到了冰岛，再到了格陵兰，然后到了加拿大的纽芬兰。至于，为什么维京人没有在北美持续呆下去，我想，大概是因纽特人太穷了，没什么好抢的。明明，往南去，就可以抢伦敦，抢巴黎，抢意大利，抢君士坦丁堡，却舍近求远，去找北美原住民的麻烦，岂不是脑子不正常？

维京人的远航

维京人为什么抢别人而自己不去生产？因为，它们那里处于高纬度，太穷了。贫瘠的土地支撑不了更多的人口，人口增殖后，只能铤而走险。

《三字经》上说，人们是“性相近，习相远”，我以为，这个说法是对的。人性都是相同的，不过是被上帝掷骰子，掷到了不同的地方，所以，习惯、风俗，就不一样了。

所以，曾国藩说，信运气，某种程度上，有些道理。

但是，人类，不管是神造的，还是进化了亿万年，岂能甘于造物的摆布，随便被掷骰子？

当然不可以。

因此，我认为，如果说历史存在某种演进，那就是，人类社会在一点一点消除不确定性，把运气决定人类命运的权重降到最低。

航海，特别是远洋航行与贸易，风险极大，而欧洲人之所以能支撑起这项活动，以至于能前仆后继，我想除了对财富的渴望，他们的制度能把风险降到最低，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有个情节是年胡宗南进攻延安，而当时的五大书记毛、周、朱、刘、任决定分头行动。毛、周、任一拨，留在陕北；刘、朱，到黄河以东。影片中第21分52秒处，毛解释这么安排的原因，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

而市场，就是把鸡蛋放在了不同的篮子里。

不仅如此，与市场这种在经济上的安排相辅相成，在政治上，也建立起了有限责任制度。无论权力放在国王手里还是首相手里，放在总统手里还是总理手里，当事人手里的权力是有限的。这种制度，会让掌权者朝乾夕惕，谨慎操作公器，从而，治大国若烹小鲜。

有一首民谣说：少了一枚铁钉，掉了一片马掌，掉了一片马掌，瘸了一匹战马，瘸了一匹战马，折了一位将军，折了一位将军，输了一场战争，输了一场战争，毁了一个国家。这段民谣，看似国家兴亡，全落在一枚铁钉上，但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架构有问题，它没有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所以，一匹马的运气，就被放大成一个国家的运气。

在航海技术上，中国人有个关键的发明，就是水密隔舱技术。它用隔板把船体隔成若干舱室，这样，即便船体有一处破损，也只是一舱进水，不至于全船沉没。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其实并不傻。

我们完全懂得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关于水密隔舱，最早的记载见于《宋书·本纪·武帝上》，文中记载了在年，卢循与刘毅作战时，有“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据说，这九艘高十二丈的“八艚舰”，就采用了水密隔舱技术。

到了今天，这种技术仍然在福建沿海用于福船，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我以为，此种遗产，更需要的，不是保护，而是发扬。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坏运气，降到最低。

鸡蛋，永远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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